betway必威体育|官网首页[app篮球世界杯]

热门关键词: betway必威体育,betway官网

陈垣后人,陈垣与故宫博物院

来源:http://www.pengxiaoLan.com 作者:历史人物 人气:127 发布时间:2019-10-20
摘要:陈垣出身广东新会一个药商家庭,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宗教史学家。他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曾是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任

陈垣出身广东新会一个药商家庭,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宗教史学家。他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曾是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陈垣在史学界也有着卓越成就,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毛泽东赞其为“国宝”,著有《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陈垣学术论文集》等作品。陈垣在文革时被软禁,于1971年自杀而死。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图片 1陈垣 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研究多元化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经历事件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陈垣后人图片 2陈垣 陈垣先生先后结婚两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长子陈乐素先生(1902-1990),也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陈垣与陈寅恪 学界二陈之说由来已久。若就籍贯而论,陈寅恪是江西修水,在北,陈垣是广东新会,在南。之所以反而称陈寅恪为南陈,陈垣为北陈,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陈寅恪除去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间一度重返清华园外,长期避地南方;陈垣则始终居留北方。 二陈同为中国新史学的巨擘,二陈是1926年定交的。初晤长达三个半小时,应该说是两心相契的。 自初晤后,二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学术交往和私人友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陈寅恪向陈垣介绍过钢和泰、伯希和等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推荐过吴世昌、汤涤等弟子、友人或同事。从陈寅恪径请陈垣代查史料,陈垣一再向陈寅恪索序,可以推断二陈私交之亲近融洽。 二陈在学术上的切磋砥砺,更是史坛的一段佳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而他始终也在坚持知识分子的自由与良知。面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陈寅恪显然不属於三叉路口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他依旧傲然保持着自己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对迫使知识分子放棄自我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从一开始就是反感和抵制的。陈垣与陈寅恪分别视毛泽东为圣人与教主,姑且不论二陈见解的是与非,他们在心态上对领袖人物的自由独立度还是区别明显的。陈垣晚年被软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人物评价图片 3陈垣 总体评价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人物,青年时代就投身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学界评价 《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闻者无异辞。” 黄现璠回忆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先生推崇备至。”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垣先生遗墨》: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先生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

陈垣,字援庵,是我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史学大师,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历史文献学诸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同古籍整理工作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总结出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至今沾溉学林,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古籍整理的正确态度 陈垣先生早年曾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爱国志士。特别是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身处沦陷区的北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并以史学作武器,表彰忠臣义士,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热爱自己的民族,以中国不会亡激励士气,堪为学界的楷模,刘乃和先生曾以抗战史学为题进行过全面论述。其实,陈垣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古籍整理方面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据郑天挺回忆,1922年陈垣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陈垣先生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学者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把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当作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以爱国和为国争光为出发点,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能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从而不断取得新成绩。 1929年5月27日,陈垣任燕京大学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时,在现代文化班上做《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他说:“中国史料这么多,使人感觉到无从整理的困难,就有人主张索性把这些史料统通烧了。但是这种焚书的办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决。我以为我们若是肯大家来想法子,把这些史料都弄成整个有用的东西,或很容易运用的史料,那自然也不用烧了。反之,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垣七十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给予圆满的回答和解决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陈垣曾编有敦煌写经目录。这是二十年代初他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时编就的,以《敦煌劫余录》命名,其悲愤不平之意非常明显。据刘乃和讲,当时陈垣在一些聚会上常与伯希和见面,且有通信联系,所以有些学者劝他不要用“劫余”二字,以免尴尬,但被他断然拒绝。除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外,他还以大学者特有的学术感觉,提出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正确关系。古籍整理本身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也把校勘古书作为一项专门学问,甚至终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同时,古籍整理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离开这一基础,许多学术研究将无从立足,更谈不上普及了。历代学者对前代典籍的研究整理,为我们今天能读懂古书,准确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但他们往往把古籍整理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和极致,从而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拓展和进步。如何认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与其它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工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他研究避讳学,并不就避讳言避讳,而是在“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的同时,“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且进一步指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他把避讳学这一整理古籍的方法性学科作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令人耳目一新。他研究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等,也是把它们当作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辅助。他在《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古籍整理工作同这些工具性质的工作都是如此,不是无足轻重的,应当重视,这是他的一贯观点,并且身体力行。直到六十年代初,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陈垣先生,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能轻视资料工作》的文章,这是有感于当时有些人认为资料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工作不算科研而发表的看法。归纳起来,陈垣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应为学术研究服务,这一观点是针对乾嘉考据学派而言的。同时他又认为古籍整理是一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工作,不应轻视,这是有感于时人的偏见而发的。 二、总结古籍整理的科学方法 陈垣先生治学注重方法,这与他早年学习西医有很大关系。1908年,他参与创建了广州光华医学院,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他亲自绘制挂图,并带领学生实习。这些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日后研究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三十年代的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注重总结、归纳和概括,注重逻辑演绎方法,强调实践和实证,乾嘉诸儒的考据方法已近乎科学方法,只是视野较窄。而陈垣先生以医学方法研究历史,选题精审,考证缜密,于纷繁的学术现象中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取得重大成就,确非乾嘉诸儒所能比肩。如他归纳总结出的有关古籍整理的方法实用性极强,影响深远,今天仍为文献学界所使用。 整理古籍主要通过标点、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翻译、编制目录索引、搞分类或专题资料汇编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使古籍恢复本来面貌,更方便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为普通读者服务。关于标点。陈垣先生说:“现在我们要整理史料,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在翻印旧书的时候,最低限度,要将旧书点句,能分段分节,加以标点符号更佳”。虽然“五四”白话文运动已获得了胜利,新书加标点符号已为人们广泛认可,但对于整理古籍是否加标点符号、是否分段仍认识不一,如当时出版王国维的《王静安先生论文集》就没有点句,之所以不点句,可能是崇古之风犹存。陈垣先生明确提出这一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工作是标点和分段分节,这在今天已成为共识,而在七十年前作为一个学术主张,则具有开创性的味道。陈垣先生认为,古籍只有标点、分段、分节才能便于人们阅读,节省时间精力,并指出古代读书人读书也需要有章节句读,“八、九百年前宋代的学者,便已经整理出一部现在我们见到的章节句读非常明白的《四子书》了。就是旧刻的佛家经典,也是有圈点的。”句读标点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 关于校勘。校勘是整理古籍,还古籍以本来面目的重要工作。校勘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籍算起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历代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不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宋代,对校勘经验开始了有意识的归纳,如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廖莹中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清代考据学兴,乾嘉诸儒以注经考史、校勘典籍为治学之依归,校勘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总结、有论述、有实践。如顾广圻、卢文@①等校勘古籍以善本,特别是宋元旧版为依据,强调保持原貌,注明异同而不加改动,后人称之为对校派。而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重视各种异文资料,依靠自己的学识,主张改正错误,后人称之为理校派。 陈垣先生将刘向以来校勘学成果以及清人校勘学的观点和方法融会贯通,使传统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轨道。他取对校派与理校派的精华,去掉他们的偏见。第一,他继承了对校派使用的校勘方法,将版本依据,特别是把搜集古本、善本放在重要位置,强调用多种版本对校,但同时又抛弃了对校派过份迷信宋元旧版的弊端。第二,他继承了理校派注重通例、重视利用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资料、重视运用各学科知识订正错误的方法,但同时去掉了他们容易忽视版本依据,只凭学识而出现臆改的缺陷。且清儒校书多囿于经书和小学,于史籍着意不多,而他则从校史入手,总结归纳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之适用于各类古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陈垣先生校勘学的精华体现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这是他在校勘沈家本刻本《元典章》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他前后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伪误、衍脱、颠倒等一万二千余条,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其后,又从这一万二千余条中取十分之一,加以分类说明,为例五十,分六卷,即《元典章校补释例》。他说:此书“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而是“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它诸史”,并能“于此得一代语言之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由此看出,他所做的这一工作,非仅为校勘《元典章》一书,而是以它作为典型材料,有目的的总结校勘的一般规律,以广泛用于古籍的校勘。此书中的“校法四例”又是全书的精义所在,是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对校,以同书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他校,以他书校本书;理校,不凭本而凭理。这四法是校勘的一般方法在校勘工作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极丰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部书刚一出版就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中引起轰动。胡适为此书作序,称:“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推崇备至。当时在北大、清华两校讲授校勘学的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看到此书后给陈垣先生写信,“说:“深佩先生校订古籍之精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凡研讨元代典章制度者固当奉为南针,即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亦当谨守先生所用之法则也。”并将此书存放系研究室供师生参阅。 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就古籍校勘而言,陈垣先生的贡献巨大,迄今未有人超过。六十年代,国家组织国内一流学者点校《二十四史》,就曾将陈垣先生的《校法四例》印发给各组,作为重要参考书。可以说,从事古籍整理而不懂校勘四法是难以胜任工作的。编制目录索引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陈垣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从未离开过目录学,用目录学的方法整理古籍、为学术研究服务是他一贯提倡的。他对于编制古籍目录索引有系统设想,提出除编制一般古籍目录外,还应编制群书篇目目录和重要书籍索引。传统古籍目录大多只着录书名、卷数、着者、版本等,于书中篇目,特别是文集中的篇目未曾注意,这对于学术研究实在是不方便。分类编制篇目目录则便于研究利用,这也是他自己在研究中的切身体会。他曾亲自动手将《四库全书》集部中的部分文集篇目抄录编排,颇便使用。 陈垣先生还认为重要书籍应当作索引,这是借鉴西方书籍的有关做法提出的。将一书中的人名、地名、事件等编成索引附于书后,会使“学者研究学问时间极省而效能极高”。他承担《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在动手之前,曾让刘乃和先生编制人名、地名索引,虽然前期工作很费时间,但具体点校时就容易多了。古籍整理应当重视编制索引,可惜他的这一建议没能引起同行的足够重视,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很令人遗憾。陈垣先生重视古籍目录的编制技巧,多有创见。他编纂的反映北图馆藏敦煌经卷的目录——《敦煌劫余录》,共十四卷,分三部着录:第一,“总目”,列书名、译者或撰者、卷数、轴数、页次等;第二,“检目”,按千字文顺序排列,既是原轴的编号,又是排架号;第三,各轴一一着录,有原号、起、止、纸数、行数、附记六项。三个部分互相配合,既揭示了藏书内容,又便于读者检索。胡适在《〈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此言断非溢美之词,可作为编制古籍目录的范本。此外,陈垣先生编纂的宗教目录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也示人以方法和路径,都是独具特色的古籍目录。陈垣先生还提出将古籍中的有关材料用分类或专题的方法编纂汇辑,可称专题资料汇编,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我国古代的类书、政书就有这个意思。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 关于档案的整理。陈垣先生认为档案是未成书册的史料,他对古代档案的整理有一套完整的设想和方法,这是他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时的经验总结,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他归纳整理档案的方法有八条。其一,分类,按照档案的种类,或由形式分,如纸样格式,长短大小,颜色红白,或成本的,散页的,都把它们汇别起来;或由文字分,如汉文的满文的蒙文的,都分在一起,这是最初步的工作。其二,分年,是分类之后,以年做单位,把同一年份的同类文件都集在一起。例如先分明清、清又分康熙乾隆,乾隆又分六十年,同年的按月日先后集在一起。其三,分部,档案有属于各部署的,例如兵部的文件归兵部,礼部的文件归于礼部,这样类推下去。其四,分省,例如报销册一项,有浙江省来的归在浙江省,福建省来的归在福建省。其五,分人,把一省一省的督抚所来的文件按人分在一起。雍正zhū@②批谕旨,即是这种分法。其六,分事,是整理档案的较为细密的工作,把所有与某一事情有关系的文件,如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文件,接待英国使臣的文件,凡同一事的,都按年月集在一块,这样便理出头绪来,可以检阅了。其七,摘由,完成了分析的工作以后,再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来,使研究的人一看摘由便能了解内容的大概。此种工作非常重要。其八,编目,是最末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整理成功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或分部,或分省,或分人,或分事,使后来检查档案的人只须将总目一查,便能依类查出。这八种方法实际上也是整理档案的八个步骤,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条分缕析,其核心则是如何更方便读者使用。 以现代思想和方法整理古代档案史料,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还必须具备历史年代学、避讳学知识。古籍产生的时代,古籍中的年代记载,古代有关历法、纪年问题,中西回三历换算问题,都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无法回避的,不掌握历史年代学知识,不解决这些疑难,古籍中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陈垣先生在历史年代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首推历表的编制,其次则为利用年代学知识考证史事。1925年和1926年,他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相继出版,填补了空白,深受学界欢迎。对于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书。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要求文字上不得触犯帝王及尊亲的名字,因此,古籍中因避讳改易姓名、官名、地名、年号的地方很多,给读者造成很大困难,因此陈垣先生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还可这样说:不懂避讳学,不足言古籍整理。他在深入研究历代避讳现象的基础上,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史讳举例》八卷,举例八十二,这应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必读书。下面举一个他用避讳学知识校勘古籍的例子。《北齐书·神武纪》载高欢的父亲名树,而《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树生。同为正史,记载不同,高欢的父亲叫高树呢?还是叫高树生呢?陈垣先生用避讳学知识解决了这个疑问。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子炎之罪,理或可恕”。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古礼二名不偏讳,单言二名中的一个字是可以的,不算犯讳。陈垣先生说:“若单名树,则弼言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由此可以推论高欢父亲的名字是二个字,即高树生,《北齐书》脱落一“生”字。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校点本《北齐书》并未借鉴陈垣先生的研究成果而加以改正。 三、古籍整理的丰硕成果 陈垣先生关于古籍整理的态度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已如前述,就具体古籍整理的成果而言,亦硕果累累,蔚然大观。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影印翻刻稀见古籍陈垣先生参与影印翻刻许多稀见古籍,其中首推《四库珍本丛书》。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1915年,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到京,他即费十年心力,全面系统地翻阅一遍,写出了《文津阁书册数页数表》、《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等文章,揭开了蒙在《四库全书》上的神秘面纱。当时政府和出版界有影印《四库全书》之议,但由于此书部帙太大,其具体情况如有多少种书,每种书有多少册、多少页,大部头的书有多少部,每部有多少卷、多少册、多少页,心中无数,无法估算纸张、制版、印刷、装订的费用,而陈垣先生的调查和阅读,使影印预算有了准确的依据。1920年,徐世昌任总统,命朱启钤为监印总裁,欲费690万银元,印造200套《四库全书》,终因费用过巨而未能实行。后教育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两次商议印制《四库全书》,亦未果。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改变全印计划,决定选印《四库全书》中的部分书籍。共聘请15名专家,确定选印231种,成《四库全书珍本目录》,用文渊阁本缩印1500部。陈垣先生就是15名专家之一,他对这次影印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他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非常熟悉,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亦很了解,(他曾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得阅故宫文渊阁书)这在当时无人能比。如1930年,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印《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请有关专家审议,其中《例言之三之乙》曰:“文津阁本所缺之书,应否列入目录,以备检查文渊阁本。”陈垣先生说:“文津阁本所缺之书,文渊阁本亦缺,无庸列入目录。”当时能如此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人。再如《例言之一》曰:“其已有宋元刻本即流传已少,有同未刊者,亦为选入,以广其传。”陈垣先生说:“重在未刊诸书是也。其已有宋元刊本,流传虽少,若将来有人刊出,库本即失其价值。”这条意见最为精彩。影印四库珍本以未刊行之书籍为重点,但如果宋元刻本尚存,就不要影印《四库》本,应影印比《四库》本更早的本子,在校勘学和史源学上强调祖本和最早的史料,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这对影印古籍和读书治学都是极重要的提醒。陈垣先生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任图书馆长,除《四库全书》仍存文渊阁外,将宫中所藏其它古籍集中存放在寿安宫前后殿及左右相属之延楼,逐日检点,将稀见且有价值的书籍刷印流传。又对宫中档案进行整理,编印《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文字狱档》等,披露大量珍贵史料,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他发现了一部重要丛书——《四库荟要》,这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精选出来的一部丛书,份量约为《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荟要》共钞成二部,其一存放在圆明园之长春园的味腴书室,同文源阁《四库全书》一样,于1840年被英法侵略军焚毁;另一部即贮于故宫御花园之@③藻堂。《荟要》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陈垣先生也是在研究《四库全书》时才知道有此书的。《荟要》的发现是学界一件大事,曾引起广泛关注。有关《荟要》的详细情况,刘乃和先生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上有专文考述,可参阅。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曾致力于宗教古籍的翻印整理。如校对《铎书》并作序,校刊《灵言蠡勺》并作序,校刊《辩学遗牍》,影印《名理探》等。 古籍专题资料汇辑和编制目录索引 陈垣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择其要者介绍数种。1、《道家金石略》。这是陈垣先生为研究道教名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他从20年代开始汇辑,上起汉魏,下至有明一代,共录1300余通,金元部分过其半。他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说:“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顾以校仇不易,久未刊行。其金及元初部帙,十之一属道教旧派,十之二属大道、太一,十之七属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诸碑,与全真对峙,然河北大部仍属全真也。”此书后经陈智超先生增补校正,于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煌煌巨制,令人敬佩。2、《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佛教典籍是很多研究史学的人望而生畏的,很少有人介绍,能利用的人更少。陈垣先生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故此,他选用不同体裁的三十五种佛教典籍,从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应用等几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3、《敦煌劫余录》。这是陈垣先生主持北京图书馆工作时编定的反映该馆馆藏敦煌经卷的一部专题目录。此书编写难度很大,他在序中说:“夫写定之难,厥为首尾不俱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谘询多人,仍不能考定。”而他知难而进,不单在考证上解决许多疑难,留下许多精辟之论,而且在全书的编排上,借鉴中国传统目录和西方现代索引的编制方法,颇具特色。。4、《明末清初教士译着现存目录》。这是他研究中国天主教史时所编目录,分说教、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部,惜未正式出版。5、《乾隆基督教目录》。陈垣先生欲仿《开元释教目录》之例,网罗乾隆以前基督教中的名着叙跋而着录论列之,部分与《明末清初数士译着现存目录》重。6、20年代,陈垣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导师时,曾指导同学编纂古籍目录索引,其中以古代类书居多,计有:《艺文类聚引用书籍》、《太平御览引用书籍增订目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细目》、《太平广记引用书籍增订目录》、《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录》、《希麟续一切经者义引用书细目》等。 《元典章校补》与《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元典章校补》是陈垣先生的一部力作。《元典章》为元代一部重要的典制书,因书中多方言俗语白话,前人往往不予重视,而陈垣先生则认为此书是“研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他的第一部史学专着《元也里可温考》就曾大量引用此书中的材料进行论证。由于前人不重视,故传世版本甚少,直至民国初年,才由沈家本刊刻行世。但沈刻本谬误极多,他前后共搜集到五种版本与沈刻本对校,有聚龙里巴陵方氏旧钞本、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吴氏绣古亭影抄元本、阙里孔氏藏影抄元本、故宫藏元刻本,其中故宫藏元刻本为他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所发现,对校勘工作帮助最大。1930年5月至31年2月,他利用这9个月的时间集中进行校勘工作,从沈刻《元典章》中校出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仿照宋楼大防《乐书正误》的格式略加变化,成札记6卷,阙文3卷,并做表格1卷。另有《释例》6卷单独刊行。为了便于读者使用,在刻印此书时采用木版,且字体版式全仿沈刻本原书,有沈刻本者可配叶装订。这是他时刻想着读者的又一例证。《旧五代史》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本。陈垣先生以《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辑本》,发现除一般的传写脱误、遇讳改字外,原来的“胡”、“虏”、“夷”、“狄”等字亦全部改易,其它缘犯忌而改窜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但自四库辑本刊行后,许多学者不明真象,以为真本如此,录诵引据,信奉不疑。陈垣先生花费巨大精力,将《旧五代史辑本》全面校勘一过,积累了大量资料,仅稿本就有三尺多厚,从中精缩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为恢复《旧五代史》的本来面目做出了重要贡献。此书除了具备重要的史学价值外,还有重要现实意义。四库馆臣辑佚之时,乾隆皇帝明令禁止在刊写中将胡虏夷狄等字改易或空字,违者严惩,但馆臣仍删改如故。为什么会这样呢?陈垣先生说:“今薛史辑本之改窜,更甚于空白改写,其敬慎耶?其不敬之甚者耶?抑以为空白改写,终留痕迹,不若迳将史文删改灭迹,可以免诏书之诘责耶?然安知后之人不能发其覆,岂非所谓欲盖弥彰也。”他进一步提出:“今乃辑佚,何能轻易其词。此义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此书写作之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此书刊刻之日,北平已经沦陷,日伪政权如“北平维持会”等已开始运作。陈垣先生此书此论于此时发表,对知识界颇有鼓舞作用。傅增湘为此书作序,曰:“孰知隐伏于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沈挚而不可磨灭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内之厌弃也益深,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也。援庵之为此编,殆亦有感于是。”傅氏之言盖深得“发覆”之深意。这是陈垣先生在抗战八年中的第一部史学论着,从此他治学“颇趋重实用”,“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其目的则是“正人心,端士习”,将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体现了一位爱国学者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精神境界。 主持点校《新、旧五代史》 陈垣先生于五代史用功甚深,三十年即研究校勘《旧五代史》,取得重要成果,深为学界称誉。解放后,中华书局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他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由柴德赓、刘乃和二位先生具体协助。在他的指导下,刘乃和先生编制了地名索引、人名索引,比较了二史的差异,并粗点一遍,划分了基本段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看到二书的最终完成。陈垣先生不仅对点校《新、旧五代史》认真负责,而且关心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贡献出许多真知灼见。前四史定稿后,中华书局将每书的出版说明、点校后记等送他审阅。对作为校勘样本的《旧唐书》卷一、卷八的校勘记,他逐字审阅,并在讨论会上,由刘乃和先生代他提交了长达二千余字的总意见稿和五千余字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外,陈垣先生还关心其它古籍的整理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他是委员之一,组长齐燕铭等领导同志经常去拜访他,征求他对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意见。他从来都是知无不言,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如中华书局影印《册府元龟》,齐燕铭等同志多次上门求教,他从该书的出版计划、选用版本到书名题字、印刷样式,都一一提出意见,就连如何用宋刻残本补明本之阙亦注意到。最后应金灿然同志之请,由刘乃和先生执笔,撰成《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成为古籍整理方面的一篇着名论文。综上所述,陈垣先生是自民国以来对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我们应铭记他的功绩,认真总结和继承他的宝贵遗产,推动我们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前进。 ①陈垣着《励耘书屋丛刻》、《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②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史学论着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③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④刘乃和主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6月⑤刘乃和主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0年10月⑥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⑦刘乃和着《励耘承学录》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年7月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弓右加召。@②原字石右加朱。@③原字扌加离。

在陈师百岁诞辰之时,曾写一文为念,今当陈师110岁诞辰,缅怀旧事,百念交集,爰就回忆所及,再写片断以纪念先生。

单士元:陈垣与故宫博物院

1924年11月,摄政内阁黄郛、冯玉祥将军、李煜瀛教授等,为了杜绝溥仪藉居住故宫内廷之条件,日谋再举行复辟推翻民国,乃迫使其迁出皇宫,使全部宫殿归还人民。同时修改优待条件,由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任务是清点宫内旧藏文物,并准备筹办博物院,不属国家文物的金银财产,则交还溥仪。陈师为委员之一,李煜瀛教授为委员长。在委员会成立之初,同年12月,李教授即提出委员会事,由陈师主之。通过后,李教授致函陈师曰:

敬启者:窃煜瀛承乏本会会长,照章应兼常务委员,惟本会会务甚繁,一人实难兼顾,敬请先生担任本会会长所应兼任之常务委员会一席,以便办理一切。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是为至感。此致陈援庵先生,李煜瀛敬启。13年12月日(原文如此——编者注)。

委员会事自委托陈师后,李煜瀛先生出京出国之事不断,委员长一衔挂名而已,从此故宫一切方针大计,陈师实总其成。溥仪被迫出宫后,当日清室皇族、清朝遗老以及虽在民国身为臣宦,而心仍眷恋前朝之人,联合一起,日谋扼杀清室善后委员会和筹办博物院事。如果保护这具有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大事,陈师适当其冲。在指导点查文物工作、筹办博物院组织方案之外,还时与上述恶劣势力相周旋,因为触怒旧军阀,竟将陈师逮捕,形势危急,已临险境。当日有关心故宫事业名流,从中斡旋,动之以陈师社会声望,才释放,软禁寓所。故宫坎坷的局面,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始安定。正式任命易培基氏为院长,还组成理事会。陈师为理事之一,又兼学术委员。仍为发展博物院事继续尽力。上述博物院早期之经历,非亲见其事者,不能体会故宫博物院缔造之艰难,陈师实为贡献最大的人。

陈师培养我所得的感受

我从1924年,直到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6年中一直听陈师之课,在研究所时陈师即为导师。1924年溥仪出宫,参与点查文物者,除当日政府所有助理员外,骨干力量,大都为北大教授和助教等。我亦随入故宫,在点查中作编号贴签之事,仍在学校中听课学习,课余之时,即往故宫。因之在学校在故宫,均随时受陈师之教诲。故宫博物院组织结构,有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陈师学问博大精深,在缤纷文物中,每见一事一物,均对吾等青年后辈讲解分析,使聆者昭昭而后已。因之我所得的教诲,非仅在课堂中也。但樗栎之材,问学无成,愧对先生矣。爰陈师量材培用。其后乃委余在文献馆整理历史档案,编印史料刊物。故宫所藏明清历史档案,浩如烟海,持一卷不识其内容。间尝思之,中国图书目录学,由来已久,而档案目录学,尚付阙如,曾试将清代军机处各类档案,加以诠释,题名“档案词解”,呈师审正,师曰何不用“档案释名”。经陈师一言,题名典雅多矣。于是予撰写《档案释名发凡》一文,1936年博物馆图书馆在青岛开协会,并经陈师推荐为会上宣读论文之一。余在故宫每编一刊物,所选史料,均经陈师审定,应写案语亦由先生改正。1936年辅仁大学购置恭王府为女校,在接管府邸时,曾约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余亦应邀其中,视察恭王府建筑情况。当日陈师曾委余写一考证文字,写竟呈师,承师改正多处。文末所列庆王恭王世系表,拉杂紊乱,眉目不清,陈师为改写一表,并告知所改之故,较余所写者眉目清晰,至为允当。自愧才疏,已感不安。而先生在所正表末,又以商榷语曰“尊意以为如何”?捧读之下,何胜惶恐。先生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对弟子摀谦若此。

前辈学者风度,实为后世楷模。

(选自《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本文由betway必威体育发布于历史人物,转载请注明出处:陈垣后人,陈垣与故宫博物院

关键词:

最火资讯